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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卫国战争开始，成为宇宙命运的修正者（上）| 科幻小说
二、天赋数学有点像海洋，表面看上去它波澜壮阔，但只有潜到深处，才能看到更美的景色。不过大部分人都到不了那么深，他们没有强壮的大脑以时刻为身体注入氧气。我大概是在跟着尼亚罗夫教授做代数研究时触碰到了我的极限的。虽然我的大部分大学生涯遇到的问题都能通过勤奋克服，但真正涉及到那些要把数学研究向前推进的问题，我却无法更进一步。每到那个时候，我的大脑就像一块儿干得发紧的海绵，再怎么也拧不出一滴智慧的水了。尼亚罗夫教授对我青睐有加，但他也很清楚我的天分。他说我要是去做一个大学讲师，肯定能教出许多才华横溢的数学家。与此同时，他看亚琴的眼神则完全不一样。有时他提出问题的时候，甚至会向亚琴稍稍欠身，如同在跟一个前辈讨教似的。我偶尔也会小小地嫉妒亚琴，但大部分时候，我都为他自豪。若是一切顺利，博士毕业后，亚琴应该会被聘用为数学研究者，而我则会成为大学讲师。学校待遇不错，我们两人的工资攒一攒，就能在附近的二层楼置办下一个不大不小的屋子。等父亲和母亲老了，也可以过来住，搬离我们那垃圾场旁边的老房子。我一度视亚琴的心算能力和他脑中的黑板为神迹。但上大学的时候，有一件奇怪的事情，让我觉得亚琴的天赋背后，似乎藏着很深很深的奥秘。那是一个星期四的下午。在上卡普什金教授的微分方程课的时候，亚琴突然出现在了教室门口，把我吓了一跳。“怎么了，亚琴？”“我们去看《夏伯扬》，四号厅，六排十座和十一座。”“什么？”“舍拉可夫电影院，离开场还有三十分钟。”我还是没太明白亚琴的意思。“我在上课，亚琴。”我溜到走廊里对他耳语道，教授已经写完板书，朝这里看了一眼。“我们要去看那场电影。”“我现在还在上课。”我朝教授挥了挥手表示歉意，扶着亚琴的胳膊说道。我很奇怪，上一次我们一起看电影，还是在一家小小的放映厅里。亚琴无法读出电影的镜头语言，只有我能给他转述。也许是因为我不善言辞，又或者是他不喜欢断断续续的方式，他再没怎么去过影院了。那天下午，他竟然主动来找我去看——还是在我上课的时候。“这很重要。”亚琴的眉头皱紧了，“我们今天下午必须去看《夏伯扬》。”“我不明白。”“维琴，我从来没求过你事情。”亚琴的神色变得更加凝重了。他的眼皮耷拉着，显得十分阴郁，仿佛是担心着什么非常重要的事情。我抬头看了一眼手表，我们已经在这里耽搁四分钟了，赶过去也需要时间。“好吧。”我给亚琴拦了一辆马车，迅速送他赶到了电影院门口。那里已经排起了长长的队伍，都是等待入场的观众。我拉着他排到了队伍的最末尾，慌慌张张地出了一身汗。“我们得先去买票。”亚琴说道。“你没买票？现在肯定早就卖完了。”“不会的。现在的票价降了，如果前一天买票，会是现在的两倍。”“你是说有人退票了？”亚琴踉踉跄跄地往前走着，突然撞到了一个穿着格子衬衫的男人。这个男人四处张望，满脸懊恼，还不时跺了跺脚。“抱歉。”亚琴礼貌地朝这个男人欠一欠身，掏出了两张折叠整齐的五十卢布——全新的钞票，只对折一下插在亚琴的口袋里，像是为买票而特意准备的一样。男人一脸惊讶地看着他，还没反应过来。“再过几分钟电影就开场了，票就没用了。我可以出100卢布买下您的两张票，我和我哥哥对《夏伯扬》很感兴趣。”“当然，当然好。”男人愣了愣，朝亚琴点了点头，一把将票塞到了他的怀里，随即跑到街上拦了辆车慌张地跑走了。我接过票，发现上面印着浅浅的一层指纹，票的一角还被微微撕开了。四号厅，六排十座，六排十一座。我当时拿着这两张票，莫名觉得有些害怕。“你怎么知道他想卖掉这两张票，还是在电影院门口？”我问道。“因为我知道它一定会发生，就像叶卡捷琳娜二世一定会夺取彼得之位，成为凯瑟琳大帝。”我看向亚琴，感到牙齿有些微微发酸。他的话里藏着深刻的玄机。但这种感觉只是一瞬间的，我一向不善于思考这些生活中微妙的细节，想也想不通。影片很快开始了，一阵雪花过后，巴宝赤金和瓦尔瓦拉两位主演的脸出现在了荧幕上。银色的投影机轻轻摇动着，把光束射到黑色的幕布，再由幕布的漫反射进入我的眼睛。在没有对白的时候，我会凑到亚琴的耳边，告诉他荧幕上发生了什么。可我很难形容夏伯扬穿梭在战场上的潇洒动作和瓦尔瓦拉的英姿，我一边欣赏着电影，心里一边涌起了难以言说的悲伤。我握着亚琴的手，幻想着要是光明能突然大发慈悲，冲过他灰白的虹膜，直抵他的视觉神经就好了。这样的想法令我无心观影，我默默低着头，回想起亚琴目明的时候。我越回想，就越感伤，以至于忘了与亚琴耳语。亚琴似乎感觉到了什么，他反过来握紧了我的手。“二十六秒后，夏伯扬会把帽子戴在瓦尔瓦拉的头上，告诉她，他要冲锋了。”亚琴的嘴角微微带笑，“真美好，真美好。”“什么？”“荧幕上的一切都是设定好的，上一帧的画面结束，就会来到下一帧。磁带是连续的，它永远在那里，滚动向前。”亚琴有节奏地点起头来，尽管荧幕上并没有音乐。我喜欢亚琴这享受一切的状态。亚琴那天说的话，很多我都不明白，但记忆犹新。就像我至今依然清楚记得那一帧的画面，是夏伯杨与瓦尔瓦拉的诀别。一个小小的片段过后，亚琴的眉头突然又皱了起来，握住了我的手，靠近我的肩膀对我耳语：“正前方有两个人，左边是一个盘发的女子，右边是一个梳着短发，脑袋方形的男人。”我立刻警惕地从电影里回过神来，向前张望：“是，怎么了？”“那个白衬衫的男人，他的军绿色外套放在椅背上，快要掉下来了。”我瞪大眼睛看向亚琴，可他拉住我的手，示意我小声一点，向前看。果然，这个男人的大衣快掉了。“你，你怎么知道的？”我伸手扶向外套。“把外套拿走。”亚琴的手紧紧握着，神情更加凝重了。“你疯了，亚琴！”我努力压低了声音。“听我的，这很重要。”亚琴捏着我的手，力量稍稍增加了，“我看不见它，你得帮我把它偷过来。”我不得不弯下腰，趁着夏伯扬扔手榴弹爆炸的时候，偷偷把那个外套挂在椅子上的一角拽了下去。外套轻轻落到了我们脚下，亚琴从我的怀里接过，叠成了一个菱形方块，顺手塞到了大衣里。我紧张地望着周围，没有人看向这边，那个穿着白衬衫的男人还在聚精会神地欣赏着电影。亚琴和我就这么堂而皇之地偷走了那个男人的衣服。只过了五分钟，亚琴就拉着我离开了电影院。我慌张地转过头看了一眼大银幕，没想到就在此刻，那个白衬衫男人也转过了头来。也许是我们离开发出的声音吵到了他。投影仪正好有些颤抖，一束白光飘到了他的下颌上。我清楚地看到了他的下巴，那里有一道深深的凹槽，两侧的咬合肌也十分发达，这种长相在我们这里并不多见。男人只瞥了我们一眼，就转过头去了。离开电影院的路上，我的心砰砰狂跳，额头出满了汗。我们不住地跑啊跑，穿越一条条纷乱的街道和错落的马车，一直飞奔到电影院外三公里的奥卡河畔，才渐渐放慢脚步。走到河边，亚琴四处张望许久，确认没有人，才放心地把外套从怀里拿了出来。当我看清楚了这件外套的时候，简直吓得心脏都快要跳了出来，牙齿咬得咯咯作响。这个外套分明是军装，肩膀上还有三颗小小的火炬！“亚琴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！那个人至少是个团长！”我左右看着来往的行人局促不安极了，仿佛他们每个人都在盯着我似的。尽管我尽量压低了自己的声音，还是无法按捺住焦躁的情绪。“你真的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这可一点都不好玩！”我的后颈微微发颤，不得不攀着亚琴的肩膀说话，“你知道扎斯洛夫斯基教授的对吧，他因为发表过支持托洛茨基的言论被带走了，现在还没人他在哪里！要是有人发现……有人发现我们拿了那个家伙的外套……我的上帝……”我抱着脑袋，几乎要在大街上哭出来了。我当时还是个学生，听过太多有关肃反的恐怖传闻。可是亚琴丝毫不在意，他轻飘飘地走到了河流旁，一下子把外套扔了下去。紧接着，他长长舒了一口气。“真是太好了，这个节点总算修正回去了。”亚琴突然扑过来，紧紧抱着我，“谢谢你，维琴。”“什么修正？”我皱着眉头推开他，“那个人是谁？”我难以相信刚刚所发生的一切，望着亚琴的眼睛，希望从里面看出什么门道来。可是不管我怎么施压，那双澈蓝色的眼睛还是一如既往地温柔地看着我。“我不认识。”亚琴摇了摇头，随后闭上了眼睛。他仰向天空，深深呼了一口气，嘴里喃喃自语着什么，“我只是知道，我们必须那样做。”过了一小会儿，亚琴睁开了眼睛，又一次握住了我的手。他凑向我的耳朵，拍了拍我的肩膀。“我是一名高级修正者了，你有一天，也会知道修正者的使命的。”我当时并不知道他在说什么，但我看到他的微笑，心里突然生出了些底气，就好像我们偷了那个男人的外套是某件极其正确的事情一样。我无法明晰这种感觉到底从何而来，但它就是一下子把我的焦虑冲散了。我反复追问了相同的问题，但亚琴的回答都是一样的。我一与亚琴分开，焦虑又卷土重来。过了三个多月，也没人知道我们偷了那个男人的外套。连那节逃掉的卡普什金教授的课程也是我学过的内容。这件事就好像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，亚琴也再没提起。那件肩膀上别着三把小火炬的军装好像被我们送到了黑洞里，再没在这个宇宙里存在过。我们的学生生涯里，除去这一个小插曲，亚琴从没让我担心。醉心于学术的日子总是顺遂而平淡的，每天都有问题要处理，我们需要努力把全部的精力放到公式与数字里。毕业后，亚琴继续在代数领域深耕，而我逐渐远离了研究工作，把心思放在教学上。可在我三十岁那年，教室里的学生越来越少了，当时我还不了解发生了什么。直到我在校园张贴栏里看到了一些学生的名字，它们密密麻麻填充起了整个版面。版面的最上方，写着前线讣告几个字。讣告里提到的地方越来越靠近莫斯科，先是明斯克和基辅，后来是敖德萨、哈尔科夫。
三、偶遇我快忘记修正者的事情了，紧张的战争局势让我无暇顾及琐碎的小事。每天早晨起来，我都会立刻跑到楼下买今天的报纸，看前线的消息。我没法守在一个个空空荡荡的教室里写无用的数学公式，而坐视我的学生拿着枪用血肉之躯在抵抗侵略。报国无门的愤懑郁结在我心中，我不止一次想要去报名参军，却又担心亚琴和年迈的父母。也许是亚琴发现了我的心结，某天下课，他找上我，告诉我数学也能改变战争。“如果提高子弹和炮弹命中敌人的概率，每提高一个数量级，就等于兵工厂多造出了十倍的武器。”亚琴解释道，“而它们如何命中敌人，就是数学问题了，子弹和炮弹的轨迹，严格来说是受多种因变量影响的微分方程。”“那不就是弹道学，可是你没办法教每个士兵弹道学，只有很少一部分人能学会。”我当时觉得数学离战争很遥远。“不是弹道学，我指的是从这里，就从这里，打一发炮弹，打到希特勒的指挥营。”“这做不到，至少现在不行。”我简单设想了一下亚琴的假说，但显然对于炮弹的轨来说，扰动量太多了。任何一个轨迹中的微小偏差都有可能在整体的运动过程中无限放大，从而影响运动轨迹。“维琴，坐下来。我设想了一个理论，一种通用的控制理论，把炮弹送到希特勒营帐的理论。”亚琴站了起来，“许多方程在我的脑海里，微分方程，这些方程描述的是针对动态系统的控制理论，把实际的目标转化为一个目标函数优化问题，再通过建模的方法减小目标函数，从而达到对动态系统的最优控制。”“你指的是，从微分方程的角度，对弹道学进行数学层面的优化。”虽然我有些怀疑，但我还是察觉到亚琴提出的理论似乎暗藏玄机，“你指的是，通过微分方程建模，找到按我们需求的改变轨迹的功率最小的方法。”“没错，一个通用的理论，它会帮助我们赢得战争。”“你已经想好了？”我立刻抄起了笔记本。“目标函数，最小量，就定义为minute J吧。”“好。”“J等于积分符，上限tf，下限t0。”“指的是初始时间和最终时间？”到这里我还能理解，但之后的内容，我至少花了一个月才搞清楚。“没错。”“L括号……目标函数……约束状态……业务要求。”亚琴一连串把这个微分方程组都说了出来，其中有的方程我看得眼熟却记不起来，有的则是压根完全没看过。不过我依然认为这是个伟大理论的雏形，一方面我研究数学多年，对数学公式很敏感，另一方面，我十分亚琴天赋的认可。等我把这些微分方程整理好，一个上午过去，我奔赴前线的热情已经减少了很多。“你是怎么想到的？”我望着那些公式几乎失言，因为它们太美了，太美了，都不像是从这个充满邪恶的世界诞生的。“是宇宙的轨迹启发了我。”亚琴一如既往地微笑着。我并没有把这句话与修正者联想到一起，但后来我仔细回想的时候，亚琴那时的表达可能绝非一句玩笑话。我先是联系了尼亚罗夫教授，并向他展示了亚琴的理论。他看完后深吸了一口气，显然立刻明白了这些微分方程的威力。但他却并不赞同我和亚琴应用数学的方式，他觉得数学不该应用于战争。但他也并没有苛责我们，只是摇了摇头，叹了口气。“我不鼓励你们这么做……”教授摘下眼镜，揉着自己的眉毛。我们已经是他的最后两个学生了。在我们即将离开的时候，教授拉住了我，塞给我了一张纸条，上面写着莫斯科中央军事研究所副所长的联系方式。他用力地握了握我的手，拍了拍我的背，接着狠狠亲吻了亚琴的脸。那是我们最后一次见到教授，等战争结束我们离开研究所的时候，才知道教授在胜利的前夕已因中风去世。离开了大学，我带着亚琴和写满他理论的纸稿直奔研究所。副所长与我们简单交谈了几句，便让官员给我们安排了工作。那里摆满了各种仪器设备，到处都能看到枪炮和地图。我们的很多同事都有很大的实验室，有的还得经常跑到靶场。但我和弟弟的办公室很小，他们只发给了我们一堆纸笔和一块黑板，我们就在那儿继续着自己的研究工作。我和弟弟很快完善了理论的雏形，我们给它起名叫最优控制理论。我在那儿研究，就好像自己真的在和前线的苏维埃战士一起战斗。很快，最优控制理论成果斐然，据说它被应用到了早期的短程弹道导弹轨迹估算上，并成功破坏了德军一处军事基地和一个临时机场。我对此事知晓的并不多，那里的保密等级很高。不过领导很快光临了我们的小办公室，说了些嘉奖的话，并给我们换了个更大的办公室。里面有茶几，沙发，还有一台新式留声机。虽然亚琴反复说明这是不必要的，这些物资的生产力应该被拿去生产更多的飞机和导弹，但领导还是派人把我们的稿纸和黑板搬到了新办公室里。研究所的日子里，只有吃饭、睡觉、工作这三件事。但1944年7月21日下午，修正者这三个字，如同生活中所有不经意间闯入的巧合一样，毫无预兆地冲到了我面前。当时，我独自在办公室里演算公式，而亚琴离开了研究所，去拿前线传递过来的数据。一阵喧闹声突然从外面传来，这是上级的领导会来巡视我们的工作，但他们通常对数学的工作没什么兴趣。但这次不一样，这股喧闹声在我的办公室旁边突然停下了，随之而来的，是一阵急促的敲门声。我立刻起身去打开了门，门外是一众穿着整齐制服的军人。其中一个军人被簇拥在了最中间，昂着首挺着胸。“这里是戈雷洛夫兄弟的工作间。”领头的军人一边介绍着，一边把他们往里带，“他们在这里演算导弹的运行轨迹。”我无心去听军人的介绍，甚至连脸上的表情也没有整理好。我怔怔地盯着那个最中间的军人，端详着他的脸。这个人我认识。我认得他，绝对是。他看起来老了许多，但他的下巴那里依然有一道明显的深凹槽，两侧的咬合肌还是那么发达。当我们的目光对上的时候，摄影机的闪光灯突然扑闪了一下，一束白光又打到了他的脸上。只是这一次，他没有把自己的外套扔到地上，它紧紧包裹在他身上，那一排排沉重的勋章拉住衣角，令他整个人往下坠。这一眼对视更令我确认了，他就是十多年前，我和亚琴在舍拉可夫电影院里偷走的外套的主人。“戈雷洛夫兄弟的工作只需要一张黑板和一摞草稿纸……”领队的军人依然在介绍着。他的眼神突然停在了我身上，上下打量着，眉毛轻轻皱了一下。随后他的眼睛里流露出了疑惑和不可置信，拳头也轻轻攥紧了。我们两个人对上了一眼，仿佛就一起回到了十几年前的电影院里。他认出了我么？他周围的随从们发现了他一直看着我，便向他介绍起我来。“这位是维琴·戈雷洛夫，负责数学建模工作……”他是谁？他肩膀上的军衔和胸口的勋章我都数不清了。“我需要跟这位先生单独谈谈。”他一举起手，这些人立刻安静了下来，旁边的随从们都自觉地向后退了一步。他绕开周围的人，径直走到了我面前，然后轻轻地带上了门。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，只保持着微微欠身的姿势以示尊重。我至少认得他胸口的几个沉甸甸的勋章，它们的分量远比我的黑板和纸笔要重很多。他大踏步地在我的办公室里逛了起来，期间还瞅了一眼我的演算稿。但很快，他在我的面前停下了，更加仔细打量我起来。片刻后，他的眼神笃定起来，直起腰背过了手。“是你吧。”我倒吸了一口凉气，手心浸满了汗。我不敢与他对视，因为我知道，只要对上那双鹰一样的眼睛，即使不说话，他也会知道答案。我瞟到他的眼睛闪烁起来，却并不狠厉，藏了许多更深的意味。我该承认么？如果我否认，他恐怕也不会有证据，因为那件外套在十年前就被我们扔进了奥卡河里，怎么也不可能捞出来了。就在那时，我的脑海里莫名浮现出了“修正者”这三个字。我心中的好奇与恐惧交织在一起，这两种情绪如同水和火一样碰撞，在我的手心凝结出汗液。我微微攥起手掌，心也狂跳起来。那件外套是他很珍贵的东西么？我们是不是犯了错，我又该如何补偿他，可是，他现在站在这里，胸前挂满了勋章，赫然已经是赫洛托夫或卡冈诺维奇那样的人。他也许在黑海都有一套别墅了，我又如何能补偿他呢？但他会真的怪罪于我么，无论如何，我们是同志和战友，正在为同一个理想奋斗。他看上去气宇轩昂，绝不会是心胸狭窄的人。我站在原地，词语卡在喉咙里。我甚至有些庆幸亚琴不在这里，这样他便不必遭受这样的煎熬。他似乎察觉到了什么，突然转过身去。他背对着我，因而我无法看到他的表情，这更令我摸不着头脑。“我要谢谢你。”他沉默了一小会儿，终于开口了。“谢谢？”我悬着的心轻轻放了下来。“是的，你救了我的命。”他突然转过身，意味深长地看着我。“那天下午，我穿着军装出来陪妻子，是因为电影结束有一个重要的部队内集会。可谁知道，我在电影院把外套丢了。我找了半天也找不着，便只穿着白衬衫火急火燎地跑回去，发现自己已经迟到了。后来我才知道，那场集会是叶若夫的人故意搞的，他们把我们编制里所有披着军衔的人都带去古拉格了。当我赶到的时候，肃反队的人揪着所有有军衔的人，连连长一级都被抓去了。我不可置信地看着他们，以为自己也要倒了大霉，没想到那个肃反队的领头看到我穿白色衬衫，连个外套也没有，以为我是个小兵。”男人摇了摇头，无奈地笑了笑。“他大声跟我喊道，‘看清楚了，混蛋，你的上级都是反动分子。’我当时立马清楚了那是怎么一回事。便迅速离开部队，逃到了远方亲戚的家里。”男人自顾自地说着，而我的嘴唇却微微颤抖起来，那一刻我有些理解了亚琴口中修正者的含义。但这种理解仅仅停留在很朦胧的层面上，我感到自己似乎发觉到了某种线索，却又无法再继续深入了。“代我谢谢那个人。”他见我没有回应，轻轻叹了口气，便戴上了帽子打算离开。我想他不知道，我沉默的原因并不是害怕，而是我的意识和理性都还没从振荡中回复。我当时回忆着十多年前的那个下午，亚琴是怎么买下一个退票者的票，坐到了那个男人的身后，又是怎么教我偷走那个男人的外套，扔到了河里去的。男人打开了门，我才反应过来。“先生，等等，您是谁？”我大声问道。这引得门外面的人一阵笑。男人没有回话，我只瞥到他的嘴角微微勾起。“戈雷洛夫先生，天天研究数学，您好歹也要看看报纸啊。”领头的军人对我吹了个口哨。“您连朱可夫元帅都不认识么！”这句话猛地扎到了我的心里。
四、邀请那个下午，直到亚琴回来前，我都没有心思工作。我点起了一根烟，怔怔地望着窗外。研究所外面是一片广场。尽管是战争时期，但是研究人员的孩子还在那里做游戏。“砰砰砰！打中你了，我赢了！”一个孩子拿着木制的手枪，躲在圆柱形的水泥块后面，头上还披了些草垛。“没有，是我打中你了！砰砰砰！”烟香气从我的喉咙缓缓漫上来，孩童的嬉戏声萦绕在我的耳边，这个世界是如此的美好，如此的真实。一切都正按着物理规则和逻辑前进着，可是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却觉得这些所有的事物都是发生过了的事情。就好像拿破仑渡过涅曼河的四个月后，一定会狼狈地败北；列宁先生挥起衣袖发表工人演讲的七个月后，罗曼诺夫家族和他们的拥趸一定会被从克林姆林宫里揪出来；以及——在约一刻钟后，一个愤怒的女人一定会跑过来，揪住一个调皮孩子的耳朵。我从烟盒里掏出了最后一根香烟，缓缓点上了火。“我们一定会胜利！”我突然回想起亚琴跟我说的话和他那时倔强的表情和无所质疑的心。可他怎么能知道的呢，斯大林格勒那么危险，纳粹的火炮和坦克如同蚂蚁一样到处乱爬。我相信不少人的信仰发生了动摇，可是他不会。我以为他是在鼓励我，鼓励自己，可是现在一想，是不是他真的知道，我们一定会胜利。就好像他知道朱可夫元帅会出现在电影院里一样。烟燃到一半，办公室的门被推开了。“我回来了。前线的数据反映很好。”是亚琴。“亚琴，我想问你一件事。”“什么？”“到底什么是修正者？”亚琴笑了笑，摸了张椅子坐下来。“我们一定会胜利。” “我当然相信，可是这跟修正者有什么关系。”“胜利是我们的目的。我们为达到这个目的，在不断努力，将现实中的所有因素引导向通往这个目的的道路。”亚琴拿过我手上的香烟，按灭了，“就跟最优控制理论一样，要让导弹到达既定的标靶，就要不断在过程中修正它的轨迹。我也在修正一条轨迹，一条无限宽、无限长、无限深的轨迹。”“你是说，一切，所有的一切都有目的，是么？”“是的，维琴，一切都是有目的的。”亚琴又笑了，紧接着，他突然站起来，拥抱了我。“可我是个唯物主义者。”我当时的脑子已经混乱不清了，只好说了这么一句话，来确保我的信仰依然坚定地倒向同一个方向。亚琴没有回答我，他缓缓转过身去，将前线带回来的数据都铺开了。“该开始工作了。”研究所日复一日的繁重工作令我再无暇深入思考修正者的事情。我那时一天的所有就是计算，讨论，随便吃点东西填饱肚子，然后昏昏沉沉地躺到床上休息。但不管怎么说，那段研究所的生涯很充实，我青年时的热血和精力都泼洒进了数学研究工作，同时我的爱国热情也有了倾注的方向。虽然我看到亚琴对着天花板心算时，也还是会偶尔思考修正者的意思。但我已不打算继续深究了，一方面是工作很忙，亚琴构造的理论模型我需要好久才能搞清楚；令一方面研究所里到处都是才华横溢的天才，他们在各个领域中都卓有建树。也是在那里，我们和后来被称为杀人最多的发明者卡拉什尼科夫有过一面之缘。而亚琴的生活迎来了新的阶段。过了两个多月，办公室里多了一名成员——秘书沙妮娅，她曾经也是莫斯科国立大学的数学系学生。自此之后，为亚琴朗读公式和书籍的工作就不用我来完成了，沙妮娅会代劳。我慢慢读懂了沙妮娅看亚琴的眼神，并发自内心为他们感到欣喜。随着研究工作的顺利进展，前线的好消息一条又一条地传来。情况最差的时候，连研究所都能听到炮击声，我们吃的东西都是些粗麦，甚至有些人做好了被俘虏的准备，睡觉都揣着手枪。但只过了三个月，我们晚上就能吃到奶酪了，补给线又运转起来，我们正把纳粹从领土上逐出。战争期间，最优控制理论不止应用到了导弹轨迹控制领域，也成功在相当广的工程范围内实践，包括通讯、空间技术和化工领域。1945年5月，我们的战士攻入柏林，战争结束了。研究所的同事将草稿纸抛得到处都是，那个月的每一天我们都在狂喜中度过。我回到办公室，看到沙妮娅抱着亚琴拥吻，我也兴奋极了，一把搂住了他们两个人。“亚琴，谢谢你。”我想说很多，但话到嘴边，只吐出这么一句。“我才该谢谢你。”亚琴的眼睛一如既往只盯着一个方向，面带着微笑，他伸了伸手，我熟练地挽住了他的胳膊，“一直以来，你都是我的眼睛。”“看来以后会有其他人当你的眼睛了。”我看向沙妮娅，她脸红地低下了头。“维琴，战争结束了，你有什么打算？”“回学校吧，教教书，像父亲那样成为一个老师，你呢？”“我打算留在这里。”亚琴已经不是那个我一直要挽着他的手走路的弟弟了，他选择了自己的命运。跟他拥抱道别后，我带着行李回到了学校。那儿百废待兴，尤其是数学系，很缺老师。他们安排给了我一个副教授的职位，我在那里开了一门叫做最优控制理论的基础课。为了吸引学生的兴趣，每个学期开课前，我都会讲最优控制理论是怎么引导炸弹摧毁德国人的机场的。“那最优控制理论，是不是就是建立一个微分方程，找到影响轨迹的变量，然后用最小的能量修正轨迹直到达到目标？”我的学生都很聪明，只是教室很大，但学生很少。本该坐在这里的学生在战争中献出了他们的生命。“大部分是对的，不过有一个谬误。”我通常会这么回答。“什……什么，不是这样么？”“一个，一个微分方程可做不到，得好多个，非常非常多个。”“那该怎么求解？方程越多，复杂度就越高。”“你来解，可能需要一年，我来解，需要一个月，而有的人，只需要一个小时。”领导很快重视了最优控制理论课程，不光是数学系，工学院、物理系和化学系也会邀请我给他们的学生开课。我的职称也很快提升到了教授，不过我的大部分学术成果依然建立在亚琴提出的模型上。我留在了莫斯科，但亚琴跟随组织去了斯大林格勒。我们每个月都有信件往来，信里说话的口吻是亚琴的，笔迹是沙妮娅的。每个月收到的信件，我都会收藏好。1948年，我的侄女艾丽莎出生了，她健康、漂亮、活泼，继承了沙妮娅身上所有的优点。她后来也成为了我的学生，可惜我并没有在她身上发现亚琴的天赋。等再次见到亚琴，已是分别的十年后了。沙妮娅牵着他的手，敲开了我办公室的门。他胖了许多，原来那张帅气的脸庞荡然无存了——他的腮帮子肿成了球，眼睛也没有以前一样发光了。上了年纪，他的眼睛缩小了许多，甚至有些像鼹鼠，远远就能令人感觉到他的视力不佳。沙妮娅领着亚琴到我的办公室后，就立刻离开了，她说她要去逛逛母校的校园。后来我才知道，生了孩子以后，沙妮娅的身体一直不是很好，很早就从工作岗位上隐退了。“亚琴，是你？你来了？怎么不提前说一声？”我兴奋地从座位上弹起来，熟练地挽住了他的胳膊，“艾丽莎也来了么？”“没有，就我，我来看看你。”“看看我？”我开心极了。“对，我看不到你，但我可以听你给我描述你自己的长相。”亚琴一如既往地开着玩笑，就像当年在餐桌上一样。“哈哈，我很帅，是数学系最帅的教授，富有棱角的下颌骨很有男人味儿。”我把亚琴请到了办公室的沙发上，把着他的手摸索我的脸庞。“不错，你长得跟十五岁的时候一模一样。”“不过没有我帅。”亚琴大笑起来。我与亚琴闲聊了许久，还下了一盘棋，他的马用得出神入化，令我很是头疼。我心中有很多憋了许久的问题，但我更想与亚琴聊些无关紧要的话，因为一旦谈起正事，他作为我弟弟的身份就走远了。“我不止是来看你的。”亚琴微笑着，“你的棋艺退步了，我的兵再走两步都要升变了。你应该有很多问题想要问我，比如，十年来，我在斯大林格勒做什么？”“我当然想问，可是你没有提，我就不问了，我知道要保密。”我转头看了一眼玻璃橱柜，十年里，我们的通讯信件已经堆成了一沓，比大词典还厚了五倍不止，可里面没有一条词句跟他的研究有关。“我可以当面告诉你，不过你要同意我一个请求。”“什么请求？”“你要跟我到斯大林格勒去。”
五、硬币的正面我的心突然紧了一下，亚琴用力地握着我的手，眼皮微垂。他的神情跟数十年前时的一样，严肃而不可置疑，这令我猛地一下回想起了修正者的事情。“是战争？”我问道。“战争……算是吧，不过又不太一样。”亚琴停顿了一下，“我们在做一项伟大的事业——把人类送上宇宙。除了我以外，你是最懂最优控制理论的人了，你把它应用到了相当多的工程领域。”我低头不语，那时我的皱纹已有爬上眼角的趋势。“我需要你。”亚琴伸出手，摸到了我的耳朵，接着抚上了我的面颊，“很重要。”我那时有种奇妙的感觉，好像亚琴总是在一条正确的轨迹走着，一条符合“数学规律”的道路。要形容这条道路，得要一大叠纸，每张纸上都写满了微分方程，而上面的每个微分方程，都如同正弦曲线一样美丽。“等我安排一下工作交接。”“在这之前，维琴，我们还需要去做一件事情。”“什么？”“我到莫斯科来，还要你带我去找杰季科和茨冈。”“杰季科和茨冈？也是你认识的科学家么？”“你见到就知道了。”亚琴的嘴角带上了似有似无的微笑。“我们现在就动身么？”“到下午四点四十二分再走，还有十五分钟。”亚琴朝我点了点头，轻轻拍了拍我的胳膊。他对时间非常敏感，这令我想起了数十年前的那个下午，他站在我的教室门口，指着表告诉我时间快到了。过了许多年，往昔的回忆又一次涌上了我的心坎，我的好奇心再也抑制不住了。我凑上前去，摆好了座位，给亚琴倒了一杯水。“这跟‘修正者’有关么？”我紧紧盯着亚琴的眼睛，希望从中得到什么信息。亚琴的眼睛年轻的时候太过温柔，年长了又太过深邃，里面有许多我读不懂的秘密。亚琴微笑着点了点头，没有回答我，他站起来，从口袋里翻出了一枚硬币。“维琴，你猜猜看，这枚硬币抛出去，是正面还是反面？”“正面。”我毫不犹豫地说道。“那我猜反面。”说完，亚琴就把硬币抛了出去。硬币在桌子上转了几圈，很快停了下来。“是正面，我猜对了。”“猜对了才有奖励。”亚琴将这枚硬币塞到了我的手里。“奖励是一卢布？”我不明白亚琴的意思。“奖励是继续存在。假如，这枚硬币必须抛到正面，我们才能继续存在，如果是反面，这个世界就会消失。”“消失？”“是的，一下子没了。全部归于虚无了。那我们该怎么办呢？”“想办法让硬币抛到正面，譬如制作一个两面都是正面的硬币？”“这是一个思路，但却没那么简单。当你知晓这个事实的时候，它已经是有正反两面的硬币了，且已经抛了出去。只能抛到正面才可以继续存在，那么我们就必须想办法修正它，扰动它，让它保证在落回桌面的时候是正面才行。”亚琴靠在椅背上，深深吸了一口气，“我们不知道谁是抛硬币的人，我们只是硬币上的一小撮有意识的原子。随机的扰动随时都会出现，而修正者必须中和这些扰动，必须让硬币落回正面。”亚琴顿了顿，喝了口水。“而我就是修正者，少数知道这个事实的人。”我沉默了许久，盯着那块圆形银色的硬币，它的正面是被麦穗和花圈包裹的一颗小的五角星，五角星中间写着“1”的数字。如果不是与亚琴的对话，我几乎不会在意其上的细节。这一卢布连一口面包都买不到，运气不好就会掉到下水道里，永远地离开人类世界。可是它却是亚琴口中的终极目的，它必须在那天下午的四点二十七分抛到正面。否则一切都会归于虚无。我来回摸索着自己的下巴，手心已经出了汗。我很难接受亚琴的解释，我曾经熟读了许多哲学理论，并深深相信这个世界是物质的。物质世界的一切都可以被认知，而人类的智识是最宝贵的财富。“你怎么知道？”沉默了许久，我确定自己曾经的信仰已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动摇，但我依然需要更多证据确认这一切。我紧紧盯着亚琴，希望从他那里得到更多的信息。“因为有人告诉了我，而你，总有一天也会知道的。” 亚琴缓缓站起来，指向了自己的手表，“我们该出发了。”那是十一月的莫斯科，冷气早已爬上人们的领子。亚琴和我裹紧了身上的大衣，缓步在街道上游荡。从前，一直是我领着亚琴走，但那一天，他走在了我前面，不知要把我带向何处。傍晚，残阳撒到云彩上，散出一片柔光。莫斯科的哥特建筑群沐浴在这片柔光里，美得如同围着篝火起舞，面戴纱丽的吉普赛女郎。这个世界华丽到几乎不真实，很难让人想象其是随机概率衍生出的产物。我跟在亚琴后面，凝视着他的背影，心里又想起了那枚硬币。我已然清楚这次出行又是为了所谓修正者的使命，却又好奇我们又会作出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。大概过了十五分钟，亚琴在一个偏僻的小巷子口停下了，从口袋里掏出了一袋已经切成小块的香肠。“这儿，杰季科和茨冈就在这里了。”亚琴指向了巷子角落。“哪儿？我怎么看不到？”我看向他所指的方向，只有阳光找不到的黑洞洞的一片。“把香肠片扔出去。”亚琴说道，“用力扔！”我照着做了，很快，一阵呜咽的低吠声从角落里传来。我立刻明白了亚琴口中的杰季科和茨冈是什么了。我扔出去第二块香肠，这两个可爱的小家伙就从阴影中露出了脑袋，好奇地打量着我们。“继续喂它们呀。”亚琴扯了扯我的衣袖。我很喜欢狗，这些动物可爱、聪明，还有绒绒的毛。小的时候，我一直想养一只狗，可是父母不允许。过了这么多年，我心里沉睡的童心在那个小巷子里突然苏醒了，我蹲下来，把香肠放在手里，一点点勾着它们过来。“亚琴，亚琴！它们在舔我的手！” 亚琴也蹲了下来，我便分了些食物到他手里。他的手被狗舔得有些痒了，便直往回缩。我突然忆起了已经去世的父母，如果他们在，肯定会批评我们不在乎卫生安全。可现在这个小巷子里，只有我和亚琴，我们在逗流浪狗耍开心。当时我乐得像个小孩子，事实上，我也只有在亚琴面前能变成那个快乐的少年。我的人生里充满了责任、苦难与孤独，我以为是理想和信仰一直支撑着我走下去的，但那一刻我才明白，是童年时爱的灌注铸成了坚定的心。我们的父亲常常在外工作，很少回家，我的母亲沉默寡言，自从亚琴盲了以后，终日郁郁不乐。我前半生的美好回忆几乎全部来自于陪同我成长，与我相互依靠，相互扶持的，我善良又坚强的弟弟。我一生中最难以忘怀的快乐时光，都有亚琴的身影。亚琴蹲了下来，唤了一声杰季科，我才猛然想起来，那是我们小时候给车夫的马起的名字。那匹马只挨鞭子，没有名字，我们两个会趁着车夫离开，偷偷喂给它自己都舍不得吃的糖。那两只流浪狗里有着金色毛发的一只摇晃起了尾巴，汪汪地叫了起来。接着，他唤了一声茨冈，这声呼唤变成了一只有力的大手，把我童年时的更多回忆给一同拽了出来。茨冈是我们一起养在郊外烂尾楼里的一只花栗鼠，每到下课，我们就会问小商小贩要些花生去喂它。我们会凑近那个只有我们知道的小洞，轻轻唤一声，“茨冈，茨冈，有吃的啦。”那只灵敏的花栗鼠就会立刻窜出来，把所有的东西都塞进嘴巴里，鼓鼓囊囊得胖一圈。随着亚琴的呼唤，另一只小狗也叫起来。“你还记得。”我笑着看向亚琴，说道。亚琴没有回答我，只是也微笑起来，我自然知道了他的答案。它们的毛发很脏，还有些地方打了结，可是眼睛却亮闪闪的，咧开嘴似乎都是带着笑意。我们手里的食物很快喂完了，但它们还黏着我们不走。于是亚琴一把抱起了杰季科，杰季科却完全没有反抗，顺从地缩到了他的怀里。我抱住了茨冈，茨冈的体型要稍大些，它也很快就信任了我，轻轻靠在了我的肩膀上。西装被弄得很脏，手上也都是污渍，可我们两个却笑得很开心，毕竟调皮的男孩是不会在乎自己的衣服是不是脏了的。“这也是修正者的任务？”我笑着问亚琴。“是的，当然。”亚琴一边撸着杰季科的毛，一边说道。“真想知道是怎么回事。”我感叹了一句。我虽然嘴上这么说，但心里对这个问题已经没有那么在意了。我爱我的弟弟，也爱着远处落下的夕阳、哥萨克式的屋顶和人类最崇高的理想。这个世界如此美丽，无论它的目的是不是虚无的一枚硬币，都太令人沉醉。如果我的弟弟真的是那个修正者，那么他无疑也是这个世界的守护者，是美好的一部分。亚琴也笑了起来。“它们会成为全人类的英雄的。”他说道。我们就这样把两只流浪狗带回了家，给它们洗了澡。两天后，我们带着它们，踏上了开往斯大林格勒的火车。（未完待续）